残影余像

（芷宁写于2017年6月5日）影片《残影余像（Afterimages）》是波兰著名导演安杰依·瓦伊达（逝于2016年10月9日，享年90岁）的遗作，据说年时已高的老人家有一张罗列着心中想要完成作品的表，有的没来得及实施，有的已经舍弃了，而这部《残影余像》“是那张表上他想完成的最后一项”。

瓦伊达以前的作品，影迷们都不陌生，如近期的《卡廷惨案》，早些年的《一代人》、《下水道》、《钻石与灰烬》，中期的《福地》、《铁人》、《大理石人》、《威克女孩》等等。

纵观老爷子的作品，不难发现大约因经历的世事沧桑太多（如，其父是卡廷惨案的受害者），作为创作者，他看问题的视角或许有一种超脱淡然感，他后期影片的表现手法越来越内敛清减，干净得没有任何累赘的部分，却余音辽远，发人深省。

这部取自现实中凄惨往事的《残影余像》，甚至克制内敛到令一些观众认为该片没什么值得称道的手法特色，只是片中主人公波兰先锋派艺术家瓦迪斯瓦夫·斯特热敏斯基的经历本身就很打动人，果真如此吗？

在《残影余像》里，通过精准的画面表达，更多的观众看到了彼时的高压严苛、荒唐可笑，观点观念被无情倾轧、无尊严可言的“交谈”和“交涉”隔三差五地出现，几组代表着所谓正确“艺术思路”的权利者野蛮粗暴，令人胆寒，他们以扼住艺术家艺术生命咽喉的方式，逐步将其碾杀殆尽。

片中没有正式出场过的斯特热敏斯基的前妻——雕塑家卡塔日娜·科布罗，影片用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艺术家的命运，当女儿妮卡赶去医院时，条件简陋、病人众多的病房里，那病床上蒙着斑驳被单的躯体，若不是有一双枯瘦的脚在被单外，被单下的头部略有凸起，病床显得平坦扁平，仿佛并没什么肉身可言。

如此精炼的小细节，可以令有心的观众想到这位女雕塑家流连病榻时的遭遇。

片名取自斯特热敏斯基的“余像绘画”理论，从片中，观众可以看到斯特热敏斯基热爱艺术教学、关爱学生，学生也热爱、尊重着他，他也深得有识同行的敬重。

然而，只因他的艺术观点只从艺术本身出发，又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他便被从他一手创办的学校开除，还被剥夺了他一手创立的艺术家协会会员的身份，这令他四处碰壁，找不到工作，甚至令他失去了购买绘画颜料的权限。

片中，特热敏斯基的诗人朋友说：“杀死艺术家有两种方式，要么对他们过度关注，要么不闻不问。

” 对特热敏斯基而言，其实已到了完全封杀的地步，饥寒急迫、贫病交加的艺术家的最终境遇可想而知。

瓦伊达冷静清晰又简练纯熟地表现着这一陈年浩劫，不给予多余的篇幅，这或许便是老人家回望动荡年代时的心境，一如斯特热敏斯基在片中所言的——“现在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历史上的一阵风。

”只是这阵风吹得时间不短，而身体本就残疾的艺术家（一战时失去了右腿和左手），显然耗不过它。

在片中，瓦伊达用两个细节精确反应出这个长期搞运动国度的人们的麻木，其一，艺术家于工厂放工时刻，晕倒在工厂门口，人们只是匆匆路过，视若无睹，只有一位老年妇女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其二，为糊口，虚弱不堪的斯特热敏斯基在布置服装店的橱窗时跌倒，橱窗外的路人行色匆匆各自忙碌，谁都没看那橱窗一眼，也许已是熟视无睹……瓦伊达还善用色彩进行深意表达，如片中的红色，大幅的红色从楼顶罩下，改变了室内的色彩，仿佛一种从天而降、制驭一切的红色空气，令艺术家无法进行正当的色彩创作，祸患自此生……再如，在冰天雪地里给母亲送葬时，妮卡穿着她唯一的大衣，路人却只议论大衣的红色与葬礼的不符。

片中有两处白色的应运也颇有深意，其一，原本色彩斑斓的斯特热敏斯基的新造型主义展厅被清空后，立刻被涂上了单调乏味的白色，其二，斯特热敏斯基摔倒在橱窗里，人偶模特垂下的一只白色的手臂……影片的法文译名有“蓝色花朵”的意思，艺术家放在前妻坟前的那束花，是用染料将白花染为蓝色的，因她有一双美丽的蓝色眼睛，而女儿妮卡表示，父亲也有蓝色的眼睛——此处的蓝色，仿佛艺术家灵魂的色彩。

身为彼时波兰著名先锋艺术家和雕塑家的女儿，妮卡·斯特热敏斯基的人生坎坷多舛，小小年纪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公，所幸她的内心足够强大，并且太懂事，懂事到令人心碎的地步……（杂志约稿）

在看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

正值疫情期间，我在微博热搜上知道了方方这个人，大家都叫她公知。

那影片中的主人公，是否是国外公知的一种呢？

当我有次看到鲁迅先生的作品渐渐从教科书中剔除时，我是震惊的。

因为鲁迅先生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他的文字特别犀利，像一把刀直接撕破了那些遮羞布，直接刺中我的心。

但是在现在2020年，在微博上的一句话，跟别人观念不合，马上各种帽子就带上来了。

公知、美分、小粉红等等。

但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有人对现状满意，那必然有人会不满意，那么，限制别的声音的发出是正确的吗？

如果是鲁迅先生在现在发出，我从来不已最大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种言论，恐怕会被大家骂成筛子，说他是最大的公知吧？

看这部电影我的心态是特别纠结的，因为它体现的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迫害了发出声音的人，而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也确实经常因为一些言论而被别人抨击。

但是如果能发出任何声音，拥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那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可是如果限制他人发出声音，这个社会会失去灵魂，失去自己的思想。

我不能窥得其中的道理，希望有一天能够解除我心中的疑惑吧。

用了两个晚上看完的电影，太沉重的题材总是无法让我一次性看完，就像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当情绪到达一个点时我需要用暂时的转移让它渐渐消散这是瓦依达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画面干静的仿佛不管再加上什么都是多余的去掉什么又不完整一样，我很少去看特别悲伤沉重的电影而且还是纪实性的，那种对于现实的无力感会影响我很久，就像这部电影说的是苏联统治波兰后的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故事，就像故事的主角斯特热敏斯基说“一切都会过去，这只是历史中的一阵风而已。

”但是因为政治背景的相同所以不免想到曾经一些发生在自己国家的历史故事，也可能不仅仅是相同的背景关乎于政治的题材总是冷血而残酷的，这部电影也不例外，前期越热闹后期就越凄凉，而身体的残疾对与精神的坚持行成了强烈的对比，不管是老艺术在人来人往的工厂门口倒下却无人问津，唯一一个伸出援手的还是一个信教徒，还是最后倒在那些残破的“提线木偶”中，而橱窗外冷漠行走的路人无人侧目，都让人心生悲痛又不忍责怪他当初的选择。

我喜欢的片段是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而坚持起身把白色花染成蓝色去看望了连最后一眼也没看上的逝去的妻子，他说因为她眼睛是蓝色的看这类电影不如看快餐电影，吃过爆米花感受了震撼时间就过去了，看的时候总是希望时间再快点好让主人公的苦难能少受些，以前人们总说一切都会过去的新时代会到来的，不过是角度不同何来感同身受

在全民社会现实主义的环境下，艺术家可能都是这样被迫灭亡的吧，放弃自己的初心方能生存，才不是宫崎骏漫画中的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真的可笑可笑，在影片中一个镜头，薪酬人员对斯特热敏说：这个社会，唯有劳动能食。

这样的事堪比文化大革命？

非常喜欢死特热敏在剧中所说的：在艺术与爱这两件事中，我们只能给予我们所拥有的。

在他穷困潦倒大限将至之时，竟然送只能送一束用颜料染成蓝色的学生送的白色的花给他的亡妻，他就只拥有这些了。

现实从始至终，我想最困难的还是他的女儿吧，先是母亲去世，再是父亲去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自己一个人懂事到令人心碎。

还有太多太多的细节能触人心弦了。

不知是 Władysław Strzemiński本人不够出名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在华文网站上很少能够搜到其相关信息。

在外网上搜到了相关的英文条目相关链接http://culture.pl/en/artist/wladyslaw-strzeminski

英文条目太长，不做翻译了

至于条目中说到的Unism这个概念，则不甚了解，考虑到影片中涉及到了蒙德里安，结合画家本身的作品风格，感觉应该是抽象主义画派的一种延伸或改良。

而关于Władysław Strzemińsk本人的历史则可从条目中知道。

其实整部影片相比于导演安杰伊·瓦伊达的大理石人，灰烬与钻石，福地乃至卡廷惨案而说已经“收敛”了很多。

但是对于同样经历过一些列运动，且这种植根于骨髓的恐惧，在看到该片是还是会噩梦重现。

特别是Władysław Strzemińs在看到所谓苏共“发家史”的时候说到：

鉴于13年后可见的范围内，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管控在雄鸡的空气中成为了pm2.5.有些事知道的人自然知道，不想知道的尽可以继续低头想办法挣钱，抬头去看上窜的房价。

我们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似乎离反思越来越远，好像几十年前的痛苦未曾发生一样。

也有很多人自我安慰：不错了，吃饱了喝足了别没事找事，有本事的那么多，我算哪根葱？

把本来属于你的掠去，再还给你，你感恩戴德。

残影余像，看完之后先是觉得这部传记所拍摄的还不够直击我的内心，仍然不够深刻，有点太流水的叙述了斯特热敏斯基被红色笼罩的画布。

但是细品之后却又觉得颇有意思。

觉得女儿这个角色非常微妙，想要浅谈女儿这个角色我的理解。

女儿这个角色的如影随形，穿插出入有点不真实的，类似一个幽灵试点。

先从她代表的部分谈起，她在父亲那里扮演母亲残象的角色，提醒其过去。

在父亲母亲的房间里，她红色的衣服无形中是房子，父亲母亲构成主义画作中的一部分，她的红衣服。

她的红色衣服在学校，女孩之家里，五一劳动节游行上都扮演着红色政权的一部分。

在很多时刻扮演的是热敏斯基自己的一部分，比方说她问：你以前不是很喜欢看电影吗？

女儿这个角色更像是一个杂糅的交界点，一个矛盾点，她被赋予上一个构成主义的身份，去构成了自己父母的画作和生活的部分，但是那不是她真正的选择和部分。

反而她所投入的集体，红色集体是她选择的，也许这一部分的红色才是她真正的红色。

而热敏斯基看到自己女儿对政治，红色的热情，在她女儿唯一一次为全片的人换上一套新的衣服（全片好像大家都没换衣服）象征着新时代，新压迫时代的来临之时，他备受打击，这也是一切结束的开始。

女儿这个角色的综合性包含了不只是她一个人的部分，可以说孩子本来就是父母的反映，但是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女儿的形象非常的不写实，她的各个部分是和构成主义相仿的，爱父亲的部分，爱父母的部分，红色的部分，不满的部分，痛苦的部分，尤其是爱的那一部分，分的分明，她更像是一个融合的影像，体现出的是暗处的涌动和纠结，也可以把她看作一个影子/镜子角色。

为了保护女儿热敏斯基什么都不多说，也就只能心痛的看着女儿投身到红色里去，他没办法做任何多余的干扰，也只有在人群中她更能安全。

女儿也是非常可怜的一个角色，某种层面上她是热敏斯基的一面镜子，没有一个人帮助的残影，甚至连宗教立场都是杂糅的，她就生来是一个矛盾点，她的拉扯，她的无助很像其父亲的处境，也许只是让我们看到了投身红色会得到保护的状态。

遗作充斥着全片，最后一堂课，梵高的遗作，可能女学生的遗作，导演自己的遗作，这是一部遗作，一部个人的，明了自己的最大懦弱性体现在自己的屈服，于是毅然决然坚守自己的艺术的，不自由 毋宁死的传记，不了解导演的一生，也许这就是他想要留给观众的———保持你生命里最纯粹的部分，不自由 毋宁死。

片名取自斯特热敏斯基的“余像绘画”理论，从片中，观众可以看到斯特热敏斯基热爱艺术教学、关爱学生，学生也热爱、尊重着他，他也深得有识同行的敬重。

然而，只因他的艺术观点只从艺术本身出发，又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他便被从他一手创办的学校开除，还被剥夺了他一手创立的艺术家协会会员的身份，这令他四处碰壁，找不到工作，甚至令他失去了购买绘画颜料的权限。

片中，特热敏斯基的诗人朋友说：“杀死艺术家有两种方式，要么对他们过度关注，要么不闻不问。

” 对特热敏斯基而言，其实已到了完全封杀的地步，饥寒急迫、贫病交加的艺术家的最终境遇可想而知。

　　瓦伊达冷静清晰又简练纯熟地表现着这一陈年浩劫，不给予多余的篇幅，这或许便是老人家回望动荡年代时的心境，一如斯特热敏斯基在片中所言的——“现在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历史上的一阵风。

”只是这阵风吹得时间不短，而身体本就残疾的艺术家（一战时失去了右腿和左手），显然耗不过它

但我们凝视一个物体时，眼中会形成映像。

等我们不再看它，将目光投向别处，眼中会留有那个物体的残影余像。

这物体留下了痕迹，形状相同，但颜色相反。

残影余像是你眼底深处观察到的物体的颜色。

因为人真正看到的，只能是他所感知到的。

这个理论暗含了影片的主题，影片要探讨的，正是时代背景下的真与假、专制与自由。

默念着“对于爱与艺术，最多也只能倾己所有”这句话哭了一整场。

他画着先锋的作品，却放置在了倒退的时代。

这明明是个崭新的国家，却充斥着陈旧的霉斑。

当画布被斯大林的旗帜染红，正昭示着政治染指艺术。

而他用拐杖撕裂了一道口子，便踏上忤逆的不归之途。

一个显赫的艺术家被辞退工作开除艺籍，没资质买颜料没余钱买粮食，艺术的式微令人心痛，制度的冰冷让人心寒。

瓦伊达遗作，再现宁折不弯的先锋画家的最后岁月。

沉稳克制的叙事掩不住厚重的历史感与“个体是历史的人质”的悲凉底色。

男主和双女主的表演无可挑剔。

精妙色彩调配：斯大林海报的红色魔影，红衣女儿vs灰冷环境，被刷白的展厅彩墙，亡妻坟前的蓝花。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历史上的一阵风。

这是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依达留给世界的最后一部作品，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终其一生都在思考的命题，那么瓦依达的命题就是作为独立的个体，究竟如何存活于民族国家的大叙事中。

电影的开篇美得让人屏息，一片绿油油的田野上，零星开着朵朵白花，几个年轻人撑着画板写生，不一会儿，他们跟着老师一起抱着双臂自由自在地从山坡上滚下来，嬉笑玩耍，与自然融为了一体。

在这儿，年轻的姑娘汉娜第一次见到这个对她一生产生至深影响的男人，美术学校艺术史的讲师Strzemiński ，他是赫赫有名的先锋派画家，倡导绘画中的形式主义，也是余像理论的开创者。

与大自然的无忧无虑形成强烈对比的，是Strzemiński的独腿独臂，虽然电影并没有交代他身残的原因，但是结合时代背景不难猜出来这是一战在他身上留下的罪孽。

而这片田野的视角构图其实也是一道隐喻，似乎从一开始就预示了他的命运。

Strzemiński接过汉娜带给他的一束白花，轻描淡写地说出了整部电影最重要的一段话，他说，“图像必须被你吸收，当我们凝视一个物体，眼中会形成映像，待我们将眼光投向别处，眼中会留有那个物体的余像，它留下了痕迹，形状相同，但颜色相反，是一个残影余像。

而人真正看到的，只能是他所感知到的。

”初听以为是一段无关痛痒的艺术理论，可当我看完整个故事，再回头去听开头这一席话，才觉得鼻尖酸楚。

苏联占领了波兰，斯大林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写实主义”理论被奉为圭臬，Strzemiński的领导告诉他，你现在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可惜这里不能久留，无论你选择哪一条路走下去，都是你最终决定了你自己的命运。

不出意外，作为一个崇尚形式主义的先锋艺术家，Strzemiński选择了他的艺术，当文化部长召集师生大谈促进生产的写实主义是唯一正确的艺术形式时，Strzemiński打断了他洋洋自得的演讲，告诉他艺术是形式的实验室，新的艺术形式理应得到尊重，不是因为他们的实用性，而是因其优越性。

在顶撞文化部长前不久，他还在给他的学生们讲梵高，瓦依达选择了梵高的《麦田》，仔细看来，你会发现这幅画的构图的意像与影片开头的自然景观有几分相似，这幅画是梵高的遗作，而这堂课也是Strzemiński人生中的最后一课。

他告诉他的学生们，梵高的画作来自于活生生的人，不是精神层面的臆想，而是真实的观察。

失去教职的Strzemiński很快就被艺术家协会驱逐，在极权社会主义的国度里，他逐渐失去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甚至是作为一个人活着的权力。

没有证件不可以买颜料，不可以再作画，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他甚至无法为自己挣到一张粮票，贫困和饥饿几乎将他吞噬，当他的邻居因为欠债而拒绝给他提供食物，甚至侮辱性地将已经倒出来的汤原封不动倒了回去，Strzemiński只能无奈地低下头去舔舐盘中仅剩的残羹。

村上春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一颗脆弱的蛋冲向体制的墙，他会永远选择站在蛋的这一面。

而Strzemiński却是面对这堵高墙，将自己活成了这颗支离破碎的蛋。

当初，Strzemiński因为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遭到学生开除时，学生们依依不舍地送他下楼说要退学继续跟着他学画画，那时他云淡风轻地笑了一下，说“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历史上的一阵风。

总会停歇，重归平静。

”学生们觉得他们的老师像一个先知，而他说得也没错，70年后再回首那段历史，曾经志得意满的弄潮儿们早已经消失地无影无踪，却是这样真实而鲜活的生命活在了图形之中，活在了影像之间，最终被人们所铭记。

我想，如果有选择，Strzemiński大概也是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被人们记住的，不是羞于启齿而是没有必要。

除艺术之外，他的感情显得克制隐忍，甚至于淡漠。

女儿每次来画室看他，都会在他的额头上亲亲一吻，而他鲜有回应，虽然影片没有着重叙事，我们也能看到他和同为艺术家的夫人已经分道扬镳，甚至在她临终的时候都没能再见一面。

得知妻子已经去世，Strzemiński眼眶渐红，喃喃地说他应该去她的坟上献祭一束蓝色的花朵，女儿问为什么是蓝色的，他说你妈妈的眼睛是多么蓝啊。

影片最后，当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逃出医院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将汉娜送给自己的白花用仅剩的蓝色颜料染蓝，轻轻地放到了亡妻的坟头。

这一幕，是整个影片唯一让我控制不住泪点的一幕，他对他的学生说，在艺术与爱中，我们只能给予我们所拥有的。

在艺术里，他给许多年轻人打开了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另一扇窗户，然而在俗世的爱中，他能给的何其有限，而一世的爱恨纠葛都化于一束蓝花。

因为你的眼睛是那么蓝，像天空的颜色。

一束白花染蓝，一场无疾而终的爱慕和有缘无份的相伴，色调的改变是这部影片最精彩的叙事。

除此之外，还有葬礼上女儿的红外套反穿变成黑外套，斯大林巨幅的红色画像将白色的画板染红，当我们结束凝视将目光移开，眼中会留有物体的余像，它留下了痕迹，形状相同，但颜色相反，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我们所感知到的。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与自己和解的过程。

在Strzemiński的故事中，极权主义的叙事只是画布上的白色背景，将他一生的爱与遗憾映衬其上，最终我们记得的或许不是一个先锋派画家，而仅仅是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画过、爱过、真实地活过的人。